华夏传播研究的前史、外史及其开端

《中外新闻传播学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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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 总第35期

一一华夏传播研究是传播学中国化过程中产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厦门大学谢清果教授在本文探讨了此研究的前史、外史及开端前十年的概况，提出我们只有不唯书，不唯洋，才能凭借中华文化的智慧，培育出传播学的华夏学派，形成能与西方传播学对话的“华夏传播学”。

一一。笔者依照社会背景分三个时期梳理华夏传播研究的历史：小荷才露尖尖角：两岸三地对中国文化中“传”问题的思考（1978年-1988年）、不识庐山真面目：华夏传播研究的沉寂与崛起（1989年-1997年）、柳暗花明又一村：华夏传播研究主体性的回归（1998年至今）。限于篇幅，本文先谈第一时期。

一一我们无须因为传播学作为现代一门学科不是中国人首先提出的而感到懊恼，其实，正因为有传播学的视角，有了西方传播理论的参照系，更显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中积淀的传统智慧弥足珍贵。西方情境下的传播思想、传播理论未必能够准确有效地解析中国现实，反而可能成为中国学者分析中国问题，提出中国方案的障碍。我们只有不唯书，不唯洋，才能够凭借中华文化的大成智慧，以我为主，综合创新，培育出传播学的华夏学派，形成能够与西方传播学对话的“华夏传播学”。

一、“华夏传播学”的提出正当其时

一一2014年来，笔者发文首次将黄星民的“华夏传播研究”这一研究方向，表述为“华夏传播学”。华夏传播学，又称华夏传播理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中的传播活动和传播观念进行发掘、整理、研究和扬弃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能够阐释和推进中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传播机制、规律和思想方法的学说，亦是立足中国历史与现实，能够发掘华夏文明传播现象，解决中国社会传播问题，运用中华术语建构起来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笔者深知，要真正建构起华夏传播学，需要在华夏传播史、华夏传播理论、华夏传播研究方法这三方面着力。

二、华夏传播学的研究前史与外史

一一虽然华夏传播研究的正式提出，我们一般认为是在传播学传入中国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但是，任何学问都有个酝酿、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华夏传播研究也不例外。从广义来看，“华夏传播研究史”也可以分古代和近现代，即从古至今，中国人都对传播现象有过深入研究，并有许多前理论思考。当然，从狭义来看，华夏传播研究史专指传播学传入中国化，中国学者将传播学的理论引进到对中华文化的研究中来，从中提炼中国先贤的传播智慧，力争能够形成一套用中国话语权表达，能够解释中国现象，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华夏传播理论，并进而演进为一门具有学科交叉性质的“学说”或“学问”。

（一）华夏传播研究前史

一一明末清初以来的中国历代学者，尤其是鸦片战争以降的中国新旧学者在西学东渐中不断省思中华文化，已经在各个层面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例如中国古代史以及各种如官制史、服饰文化史、邮驿史等专题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它们都闪烁着中国古代传播智慧的光芒，只不过，还缺乏理论的提升或规律的把握。

一一显然，无论是邮驿还是印刷术，都是华夏传播研究中的传播工具（媒介）的研究对象，因此，前人这方面的研究为我们深入系统建构华夏传播学以及各分支如华夏媒介发展史奠定基础。我们可以将此类研究列为华夏传播研究的辅助系统，属于泛华夏传播研究的范围。

（二）华夏传播研究的外史

一一所谓华夏传播研究外史，也就是说通常没有直接纳入到传播学考察一些成果，或许通常是文学、史学、艺术、社会学、，如果换个角度看，也是华夏传播学观照的重要对象。如孔飞力（PhipipA.Kuhn）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又如綦彦臣所著《中国古代言论史》（航空工业出版社，2005年）、贾玉英所著《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这种现象完全能够说明传播学既是一门人文学科，又是一门社会科学，因而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华夏传播学的研究同样需要各个学科的协同创新。当然，这两方面的材料挖掘和整理、研究，还需要更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三、在学习西方传播学中开拓对中华文化中“传”的问题的思考

一一华夏传播研究在中国的开端与余也鲁先生关系密切。余也鲁不仅是宣伟伯（又译“施拉姆”）的学生，而且因此之故，他于1978年请宣伟伯到香港中文学担任“胡文虎传播学讲座教授”两年，期间，在台湾与香港分别召开“中国传学研讨会”，宣伟伯都参加了。会上提出研究中国文化中的“传”的智慧问题，也引起宣伟伯兴趣。

一一1978年在香港举办的研讨会邀请了台湾和香港几所大学的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及文学和传学方面的学者专家，他们从历史角度探讨了中国文化中丰富的“传”的艺术，希望从中找出探索与分析的入门与途径，以发扬中国文化中的传的智慧。1979年在台北也举办了多学科对话的“中国传学研讨会”，学者们更为深入细致地了分享了中国人在传的艺术方面的成就。

一一1982年4月，宣伟伯和余也鲁应邀到上海复旦大学和北京人民日报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作学术交流，此次中国传播学破冰之旅的影响不可忽视。其一，次年编辑出版的《传播学简介》的前言中说：“1982年5月，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宣传伯和他的学生———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余也鲁到中国访问，提出了向中国读者系统介绍传播学的一些设想。自此之后，要求知道传播学和相对传播作一番研究的人越来越多。”

一一其二，1982年11月25－26日，由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与上海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新闻系和《新闻战线》等17家新闻研究、教学和实践单位举办了我国第一次“西方传播学座谈会”（后称作“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30余位代表参加，会议经过激烈讨论，最后形成了发展中国传播学的“16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这一方针对于引领中国传播学发展具有纲领性作用。华夏传播研究的开展也得益于这一会议营造的氛围。

一一当时还是研究生的吴予敏先生后来出版了中国大陆第一本华夏传播学专著———《无形的网络》。这本书注定成为大陆华夏传播研究史上的开山之作，它的价值至少有这几方面：其一，充分表明传播学可以中国化，源于西方的传播学并不是玄学，中国学者是可以理解，也可以运用。其二，传播学也应当和能够中国化。余也鲁当时就指出，“中国人是个十分懂得传的民族，可以觉得传的行为太容易，又十分普遍，因而一直没有把‘传’当成人生一大需要来看待。”这正是我为什么把它当作大陆华夏传播研究第一时期的收官之作的原因所在。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尹韵公老师的力作《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虽由重庆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但至少在1988年7月前已完稿。

一一

一一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华夏传播研究也是群星灿烂。主要有新闻史论的学者从新闻史角度考察了古代报纸问题。、姚福申的《唐代新闻传播活动考》、《＜开元杂报＞考》、张国刚的《邸报并非古代报纸》。专著有：黄卓明的《中国古代报纸探源》。还有1985年首届上海国际传播学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两篇有关论文是：苑子熙、肖月的《中国古代的传播》和黄星民、熊华丽的《Rites-MusicCommunication》。

一一其实，这一时期还有业界基于长期的业务实践而产生对传统文化中新闻传播思想进行探索的例子。如郭志坤先生《先秦诸子宣传思想论稿》以流畅优美的笔调较为深入地探索了孔子、老子、墨子、商鞅、孟子、庄子、惠施、公孙龙、荀子、韩非子、吕不韦的宣传思想。

一一这一时期最突出的成就当是台湾地区有一批人在从事华夏传播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朱传誉出版了《宋代新闻史》（1967年）、《先秦传播事业概要》（1973年）、、《先秦唐宋明清传播事业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王洪钧主编《新闻理论的中国历史观》（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吴东权的《中国传媒媒介发源史》（1988年），关绍箕的《沟通100：中国古代传播故事》（1989年）。

一一更可喜的是有一批博硕士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方鹏程的《先秦合纵连横说服传播研究》（1973年）、、魏荫驹的《探索荀子学说中的传播理论》（1980年）、胡幼伟《分析＜论语＞中的人际传播概念》（1987年）、、关绍箕的《先秦非语文记号思想之研究：一个思想史与理论建构的综合分析》（1987年）、胡元孝的《孟子口头传播的特质及其影响》（1985年）。而大陆关于此方面的研究，则是推迟到九十年代之后，方才逐渐兴起。

一一前辈学者为华夏传播学研究指明了方向，更重要的是开创了研究范式，从传播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华文化的传播智慧。或从经典入手研究经典的传播思想，或从语言传播、非言语传播等传播学的议题来对中华文化中相似的方面进行了挖掘，或对经史子集进行初步的文献汇编，或开始了断代传播思想的研究；或从媒介入手研究中国的媒介与社会问题等等。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原文作者：谢清果，男，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主编。主要从事华夏传播研究。

本文原载于《中国传媒报告》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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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孔飞力著：《叫魂》，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中译本序言第1页[PhilipA.Kuhn,Soulstealers: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Shanghai: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Press,1991,Preface,p.1.]

[2]陈世敏：《华夏传播学方法论初探》，（台湾）《新闻学研究》2002年总第71期，第1-16页。[ChenShih-min，第4期 谢清果：华夏传播研究的前史、外史及其开端收入该次会议论文集，见Huang,X.M.&Xiong,H.L.(1987).Rites-Music Communication.In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Program,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ed.)The Dissertations from the First Shangha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munication(pp.46-60),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Exploring the Chinese Ethnography for Communication Studies”,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No.71(2002),pp.1-16.]

[3]余也鲁：《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载宣伟伯著：《传学概论》，余也鲁译述，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

[Yu Yelu,“Exploring Conmmuni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s in Chinese Culture and Tradition”,InW.Schramm,Men,Women,Messages,and Media:Understanding Human Communication,trans.by Yu Yelu,Beijing:China OutlookPress,1985.]

[4]徐佳士：《简略检视台湾学界传播研究中国化的努力》，载余也鲁、郑学檬主编：《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0－15页。

[Xu Jiashi,“A Brief Reviewof Taiwan Academica demic Efforts for the Sinicization of Communication”,In Yu Yelu&Zheng Xuemeng(eds.),From the Very Beginning:Proceedings of First Session Cross -strai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Symposium,Xiamen:Xiamen University Press,1994,pp.10-15.]

来源：《中外新闻传播学文摘》2016年11月，总第35期。

责任编辑: 张梦晗、阮华华

美术编辑: 魏琳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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