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会 NO.17 | 第三期 洪子诚《材料与注释》 | 嘉宾发言之八 王宇平：打开“一体化”的复杂空间

2016年9月30日，由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联合北大培文，在上海师范大学西部外宾楼101会议室举办第三期“光启读书会”，对著名文学史家洪子诚教授最近出版的著作《材料与注释》进行主题研讨。20余名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各大高校和学术机构的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读书会。与会学者从阅读《材料与注释》一书的感受与思考出发，围绕该书研究方式与学术意义、当代文学史材料的处理与叙述、当代文学的历史语境与还原、当代文学前三十年的历史复杂性、周扬集团的历史位置及其评价等重大议题展开了热烈探讨。

第三期“光启读书会” 洪子诚《材料与注释》

在上海师范大学外宾楼101会议室举行

打开“一体化”的复杂空间

首先我谈谈看洪老师这本书的基本感受，这本书拿到手的第一感觉和之前对洪老师文章的阅读一样：有非常强烈的亲近感，我觉得洪老师的叙述方式或者说写作方式总能给我们打开足够包容性和对话性的空间。由于平时用功不够以及关注点的不同，我对书里一些内容不是特别熟悉，但是书中这样呈现材料并加以注释的方式，使我受到了亲切的召唤，有勇气去进入它们。哪怕这个过程有些缓慢有些踉跄，遇到生疏或感兴趣的地方要去查阅相关书籍。捧着这本书读着读着，我把洪老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还有《1956：百花时代》都翻出来了，也因此发现当我们讨论这本《史料与注释》的写法与内容时，只有把它放到洪子诚老师的研究史或者学术脉络里才能理解其意义，它是洪老师一系列学术工作的推进、补充和细化。

洪老师的工作对于当代文学的意义，许多学者都讨论过了。他为当代文学的历史提供了有效的叙事，我们这些后辈也因此对一度捧高又一度贬低的当代文学有了适当的理解角度。最常被提及的比如“一体化”的概念，它的整合力和概括力对于80年代以来陷入“价值危机”的当代文学研究意义非凡。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洪老师从未闭合上这个概念，尤其在《问题与方法》中，他强调它并非“单一性”，是一个历史概念。从洪老师后来的细化、补充、自我批评乃至困惑犹疑当中，我们更能体会到“当代文学”这一研究对象内部的种种纠缠冲突断裂，都必须充分的历史语境化才能予以梳理和讨论。再到这本尝试了“材料与注释”写作方法的新书里，就非常清晰地看出洪老师以一步步“退后”的方式，丰富着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推进着对研究对象的把握。他的用词极为自控和退守，用“材料”而不用“史料”，是为了尽量不加诸任何价值判断吧？把材料推向前面，用“注释”而不用“阐释”，我想这样写作方式可能就像今天早上萨支山老师说的，这是用“预设和选择”方式来取代事后的叙述，某种意义上回应在后现代史观之后如何讲述历史的问题。研究主体的声音在这里似乎是很微弱的，或者说是以隐藏的方式呈现的——我们如果细读材料编排与注释撰写，当然也能多少捕捉到它。

但我无意在这个方向上追究，我觉得这种写作方式更普遍性的恩惠在于以“退后”的方式召唤更大的研究空间以及更多研究者的加入。对我们后辈来说，这就是搭建了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知识平台。具体说起来，这本书里提供的材料是主要围绕周扬等人展开的，这可能不是我目前特别熟悉或精深研究的东西，可我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或兴趣点，看材料时也许会发现我要的东西，洪老师提供足够的注释又使得我能够看到材料大致全貌与产生背景，还有进一步追溯的线索，引导我们走进错综的历史——这是知识平台的价值和意义。当然不同的择取会出现歧路，那是另一回事了。我想到自己做现代文学研究，有事没事都喜欢翻《鲁迅全集》，因为《鲁迅全集》注释做得好。我可能不是专门对鲁迅所有东西进行研究，但一旦触碰和涉及的时候，就能通过阅读文本及相关注释在基本知识上有较好的把握。因而，我们说《材料与注释》这本书对读者是有要求的，只有在洪老师的著作脉络中展开阅读才能感受到这种不断打开“一体化”的用心与努力；而在知识平台的意义上，《材料与注释》这本书从细微处出发，不断向整体追问，它对作者有着更高的要求，是项艰辛且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我谈的第二点就是从书中材料引发出的我自己的关切和问题。，注释中提到这主要是针对王蒙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以及对之批评的一个讲话。我没有做过王蒙研究和当时具体批判论争的研究，可能就会错过其中一些特别有趣的要点。：“我们的同志就是怕，怕匈牙利事件”（第9页）；“东欧出乱子，就是这原因，现在情况变了，必须要有百家争鸣”等等。这里就涉及了“双百”方针的出台和整个世界局势的关系，今天早上也有老师们提到不能忽视当代文学产生的外部环境。进一步展开说，就是、生活图景联系在一起。一体化内部的复杂性及张力，也可以跳出来找到外部的影响物和对应物。我注意到洪老师在近年的文章里多有讨论当代文学外部环境、当代文学和世界文学关系。例如《相关性问题：当代文学与俄苏文学》就提到1957年百花时代的文学变革部分地从苏联“解冻文学”中获取动力，这一年对苏联文学的追慕达到高潮。还有今年8月发表在《文艺争鸣》上的《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主要谈在当代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上，史料整理和研究不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以及“当代文学的过程，。

如果改动一下题目的说法为“世界文学中的当代文学”，有个问题可能突出出来，就是当代文学版图问题，这就涉及到边界问题。“一体化”的意识形态规范化中有不同阶段的不同内涵，有没有不同空间的不同应对？把这种一体化放到全球冷战格局里，，最后达成妥协或共识的情况？洪老师是把当代文学的讨论限定在中国大陆的，。我提出这个问题，跟我这一两年关注到五六十年代香港的文艺有关。翻看那时候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还有《新晚报》等，它们报道的主要内容和话语方式跟同时期的国内报纸差别不大，除了是繁体字。它的文学副刊，即使有香港本地内容，也是符合或倾向国内意识形态要求的。它们有相对独立性，。它们并不完全外在于所谓“一体化”，倒是呈现了其中的复杂性多样性，但细究下去也因为这种不里不外的暧昧充满了矛盾冲突乃至撕裂。扩展到香港电影的情况也一样，这些电影人自称是在海外岗位上的新中国电影工作者，，从事面向和团结香港和海外华人的工作。香港文艺里，尤其是早期，很多的坚守和困惑是跟“一体化”要求或追求纠缠在一起的。如果把香港看作新中国留下的对外窗口，在这层意义上展开的文学文艺能否整合进当代文艺的讨论，“一体化”的复杂空间能从这里掀开一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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